从某种意义上说，一因一果的线性思维已经成为当前改革的一大障碍。什么是线性思维，说句大白话，就是头痛医头，脚痛医脚，而且一条道走到黑，甚至撞了南墙也不回头。

近年来，在医疗卫生政策的导向上，一再为社会办医开绿灯。这个改革思路想必是这样的：不是说“看病难”吗？那就是因为医院太少，所以，就要引入社会资本，多办私立医院。于是，按照这种一因一果的线性思维，社会办医“顺理成章”地成了一项热门的政策选择。

中国的医院少不少，的确是少了。据“新浪财经”报道，世界卫生组织今年公布的数据中，每万人拥有的医院床位数，中国是42张，巴西是24张，印度只有9张，世界平均水平是每万人30张，而发达国家的每万人拥有的医院床位数大多是中国的一倍以上。

世界卫生组织所引用的数据不知是那一年的，根据2014年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公报公布的数字应该是每万人拥有医院床位47.67张。更详细的数字可以看2013年卫计委的统计公报，全国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总共是618万张，包括了医院458万张（占74%）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135万张（占22%），还有其他医疗卫生机构25万张（4%）。据此计算，2013年是每万人拥有医院床位45.18张。当然，不管怎么说，中国的这个指标的数值应该大于世界平均值，也大于“金砖四国”中的巴西和印度。但是，与发达国家相比，则差得很远。

世界卫生组织评论说：新兴工业国家在医疗卫生设施方面仍然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。为什么？平心而论，差距在于医护人员太少了。国际上最常用的与医疗卫生事业相关的指标还有两个，每万人拥有医生数和每万人拥有护士数，根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2014年的相关数据计算：“每万人拥有医生（执业医师和执业助理医师）数”为20.62人，“每万人拥有护士（注册护士）数”为21.35人。

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提供的数据计算，34个OECD成员国“每万人拥有医生数”平均为30人，“每万人拥有护士数”平均是78人。与OECD国家相比，前者相差1／3，后者相差3／4，可以说差距非常大。更大的问题是，中国的卫生技术人员中，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的仅占28.5%。

有人可能会问，说了这么多数据，与社会办医有什么关系呢？现在回到世界卫生组织的评价上来，为什么新兴工业国家的医疗卫生设施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呢？从以上的数字中可以看出，关键是医护人员不够。中国的情况更是如此，按坊间的说法，是“好医生”、“好护士”不够。医疗卫生服务，归根结底，是人对人的服务。医护人员的比例太低，“好医生”、“好护士”的比例更低，光顾多办医院，把重点放在增加医院床位数上，即便社会资本都被忽悠来办医院，但见物不见人，有硬件而没有软件，又有什么用呢？

有人说，现在不是提倡医生多点执业吗？这可能又是一个误区，中国的“好医生”在本单位都很闲吗？显然不是，反倒可以说他们整天忙得不亦乐乎。最近听一位澳大利亚的朋友说，在澳大利亚有规定，到医院看病，每个病人与医生互动交谈的时间不得少于15分钟。按此计算，一个上午工作3个小时，最多也只能看12个病人。而在中国，半天看20个病人甚至更多恐怕是常有的事。如果还要“多点执业”，若不玩点猫腻，医生有这么大的精神头看那么多病人吗？

那么，社会办医还有没有生存和发展的机会？回答是肯定的。但是，不能一味地去办综合医院、专科医院，而是应该把目光投向康复医院。发达国家的医院病床数是中国的一倍以上，医生却不过多出50%，其中的原因恐怕就是因为这么多病床中相当一部分属于康复医院。

根据国际经验，医疗卫生体系应该由两个层次构成：第一层次是综合医院或专科医院，其职责是对患者进行检查、诊断、治疗或手术。但是，病人在这里逗留的时间很短，譬如美国，平均才7天。然后，患者就会转移到康复医院，带着“好医生”的医嘱到那里疗养，接受护理和康复，直到痊愈出院。

无论中外，“好医生”都是稀缺资源。要尽可能地让高水平的医生为更多的病人服务，这就要使综合医院和专科医院的病床尽快轮换，但中国医院的病床周转周期至少是美国的3倍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当患者得到治疗和手术之后，转入康复医院进行护理和康复，这样安排显然更合理。同时，到没有太多“好医生”的康复医院接受护理和康复可以降低医疗服务成本，在经济上也是明智之举。

中国的医疗卫生体系不仅资源短缺，更是部署不当，按行政区划层层配置，结果使地方上的和级别较低的医院以及其中的医生实际上都被闲置。所以，医改如果能够撬动康复医院这一块，总的态势应该会比现在好得多。

综上所述，社会办医，不要一味地去投资办高等级的大医院，因为即便设施设备再好，不能引进高水平的医生也是白搭。还是实事求是地把精力放在办好康复医院上，并与综合医院、专科医院通力合作。至少从投资回报来说，效率和效果都会好得多。